在广东，3万名儿童主任守护这群孩子的童年

儿童节前夕，张银佩扭伤了脚，她有些发愁。

作为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东红村的儿童主任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她都会带着村里的几个困境儿童去游乐园玩耍，再吃顿好的。今年要“失约”了，孩子们会不会很失落？

作为弥补，她从网上买了些文具和零食，用印有卡通形象玲娜贝儿图案的彩纸包起来，在“六一”这天给了孩子们一个惊喜。

“儿童主任”在国内出现已有13年。在广东，像张银佩这样的儿童主任超过3万人。这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？

用张银佩的话说，“大大小小的事都得管”。儿童主任被赋予打通基层儿童福利工作“最后一米”的职责，重点关注留守和困境儿童的相关权益保障。

 “可能要等到他们结婚生子才能真正放心。”如中山市小榄镇永宁社区儿童主任布宝文所说，许多儿童主任对孩子们倾注了大量心力，总是“时时放心不下”。但作为基层工作人员，他们也渴望进一步提升专业素养和服务效果。

怎样更好地守护这些孩子的童年，是他们常常思考的问题。

掌握辖区内儿童的“一本账”

儿童主任是什么？谁来干这份工作？起初，大家都在摸索。

布宝文原先是永宁社区的妇女主任，后来开始担任儿童主任，接触儿童保护工作，“因为我也是妈妈，一听说儿童主任，只觉得这会增加对儿童的关注。”

2010年，民政部启动了“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”，在全国120个村试点并设立儿童主任。2015年8月，民政部印发通知，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，明确建立儿童福利主任队伍。

广东省民政厅当年也推进了试点建设，加强培训，开展实地督查。之后，确定了首批4个试点地区。

按照相关文件规定，儿童主任要入户走访、排查、搜集儿童及家庭信息，清晰掌握辖区内儿童的“一本账”，并实时更新，做到有需求及时回应。生活困难、没有户口、上不起学、没有医疗救助、居住不安全，甚至逃学打架，不论谁家孩子有事情都可以找他们帮忙。

有一次，张银佩碰到村民来村委给其妹夫开死亡证明，有些神伤：“妹夫留下了一个女儿小文，希望你们以后多照顾她。”

张银佩赶紧上门，了解到小文的妈妈患有精神疾病。爸爸去世之后，小文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于是，张银佩带着小文的妈妈去医院做了精神鉴定，办了残疾证，又帮小文办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手续，领到了相应的补助。

广东省民政智库儿童组专家、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卢玮长期从事儿童社会工作研究。在她看来，“儿童主任”这一角色的出现，是国家儿童福利供给逐渐体系化后的制度安排，“他们在距离儿童最近的地方，是为国家儿童福利供给的末端，也承担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中‘发现-报告’的重要职责。”

儿童主任多由街道、村（居）干部兼任，而且多是本地人，熟悉当地的情况，更容易得到信任。卢玮发现，很多儿童主任曾长期担任当地妇女主任，很擅长与居民沟通，对辖区社情和行政部门职责也十分熟悉，遇到问题时，能明确知道对接哪一个相应的部门。

儿童主任上岗前还会接受民政部门培训，熟悉掌握工作职责和相关政策。

 “我之前也会接触到儿童保护，有了儿童主任的岗位设计，感觉更制度化，更规范。”布宝文说。

卢玮认为，儿童主任的角色与其相应职责等概念的出现，让很多基层工作者体会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感、获得感，让他们更有动力投入其中。

像“门诊医生”

 “由于家庭贫困、缺乏父母陪伴等原因，这部分的儿童心理状况值得关注。”卢玮说。

解决孩子的基本生活问题只是第一步，儿童主任还要时刻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。

在和小文的接触中，张银佩发现，她的心结还没打开，一直闹别扭，不愿意去上学，有一次她不解地问张银佩：“老师布置作文让写妈妈，但是我妈妈为什么不理我？”

张银佩暗自心疼，宽慰她：“你妈妈也想照顾你，但她暂时做不到，你要好好学习，以后长大了照顾妈妈。”

为了让小文感受到关爱，张银佩下了一番功夫，经常上门叮嘱小文的妈妈按时吃药。等她病情稳定下来，又帮她找一些可以在家完成的手工活。

“让你女儿一起来做好不好呀？你教我们做好不好？”张银佩让小文参与进来，增加她和妈妈相处的机会。慢慢地，母女俩关系融洽起来。小文也愿意回学校了，笑容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，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。

 “我经常从他们身上看到我小时候的影子。”张银佩从小家里也不富裕，靠爱心人士的资助读了书。对这些儿童的关爱，对她来说，似乎也是在帮助另一群小时候的自己。

卢玮说，儿童主任除了要有基本的儿童工作专业素养，还要具备一套成熟的儿童服务伦理观念，得是“有温度的人”，“他们承担一定的社区照顾职责、也逐渐专业化，像社工一样处理需求，更像社区里的‘门诊医生’，先大致判断是什么‘症状’，有需要的话再转到‘专科’医生那去。”

提升专业素养，如何破题？

实践中，越来越多儿童主任不再单打独斗，他们链接起了更多资源，为孩子们的童年保驾护航。

卢玮说，随着民政部门相关儿童福利保障政策的出台，以及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实施，我国儿童福利与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不断完善，儿童主任的工作职责也逐渐丰富。

布宝文对此很有体会。有一次，她接到社区一位贫困家庭妈妈的求助，说自己的孩子情绪很低落，不愿意上学，也不跟家里人沟通。布宝文想上门跟他沟通，却吃了“闭门羹”。

于是，她协调了社区的教育工作人员，以街坊串门的形式和他闲聊，慢慢了解到，他正处于青春期，不知道如何处理和异性的关系，因此郁郁寡欢。社教人员邀请他参加社区夏令营活动，在参与游戏、绘本阅读中，一点点打开他的心房，并为他开展心理辅导，帮他重返校园。

“我们儿童主任不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，更多的是研判孩子的情况，为他们分配、链接资源。”布宝文所在的社区里，需要帮助的孩子情况各异，她本身也要负责其他工作，社区配备了18名兼职工作人员共同参与福利落实和儿童保护工作。

随着实践的深入，部分儿童主任也面临着提升专业素养和服务效果的现实需求。

布宝文就有这样的感受。她说，儿童主任经常接触到很多负面情绪，需要掌握一些解压办法。另外很多孩子的父母不擅长家庭教育，需要儿童主任有更多的知识储备，才能给他们更多专业指导。链接资源方面，也希望得到更多专业的指导。

如何破题？
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民进中央提交了一份提案，建议加强村（社区）儿童主任队伍建设，提升儿童主任服务水平。

在卢玮看来，各地儿童主任的“专业化”需要考虑区域特征，也要考虑城市社区和村落的区别。同时，可以通过“儿童主任+”团队的方式实现专业化。当前广东一些地方推行“儿童主任+专业社工”的模式，就是很好的例证。

“当前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机制、责任链条仍在不断调整。”卢玮说， 说到底，儿童主任面对儿童及家庭时，代表的是整个未成年人保护与儿童福利体系，“儿童主任”的岗位设在哪里、由谁承担、具体职责等仍需要和整个国家监护职责的设定相结合，逐步落实。

“将行政、司法、专业社工、社会组织等多方的专业力量整合起来，形成保护合力，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”她说。